康熙不說北京話

清軍入關十年后，康熙在北京出生，此時康熙的周圍，也就是宮廷內都是說滿語的。這些人全部是從遼寧遷移過來的，雖然滿語不完全等同于東北話，但相似度非常高。而北京話在此時還沒有真正形成，或是還沒有真正產生影響力。可以想象，康熙的東北口音絕對比張學良還濃重。

康熙的祖籍在如今遼寧省新賓縣，這個地方屬于撫順，距離趙本山的老家鐵嶺直線距離只有100公里。康熙的口音不一定與趙本山相同，但相似度至少 會在一半以上。

從康熙批閱的奏折上也可看出一二：

“專治瘧疾……連吃兩服，可以出根”

“可以出根”實為“可以除根”，而東北話講“除”就是第二聲的“出”。

“解京又費一凡事，不如存庫……”

“費一凡事”，實為“費一番事”，用東北話講“番”正是第二聲的“凡”。

后來，隨著滿漢語言的快速融合，以及漢臣的大幅增加，此時在民間形成的北京話才慢慢成為宮廷中的主要語言。但康熙年事已高，畢竟又是皇帝，不可能再學北京話。在電視劇《康熙王朝》中，最經典的一個情節就是康熙晚年訓斥大臣，試想，如果康熙滿口東北話指點江山，想起來是不是很搞笑？

柳宗元講話要靠翻譯

自古以來，中國官場便有一種不得在籍貫、出生地為官的規定。此種規定也帶來了一個重要問題，即古代官員與當地百姓常常因語言不通而無法正常開展工作。

唐代大文豪柳宗元在廣西柳州做刺史時，對此就頗有感嘆。他在《柳州峒氓》中寫道：“郡城南下接通津，異服殊音不可親。”廣西是一個多民族的地區，他在柳州時，必須與當地少數民族打交道，以致“愁向公庭問重譯”，重譯即翻譯，柳宗元為了正常開展工作，不得不在辦公室內設立翻譯一職。

說起來，柳宗元的老家本是山西運城，而他本人則是出生在京城長安，并長期在長安學習、工作。可以看出，柳宗元既懂山西話，又會當時的官話(相當 于普通話)。按說，柳宗元的普通話應該很標準，頂多有些山西口音而已。但廣西那時屬煙瘴之地，極其封閉落后，很多少數民族連漢字都不認識，語言不通，用文字也無法溝通，搞得柳宗元常常抓耳撓腮，以頭撞墻。

不僅柳宗元無法聽懂當地方言，當地人也聽不懂柳宗元講話。柳宗元到了柳州，就如同身處異國他鄉，如果沒有翻譯，根本無法與當地人對話，有些事情用手比畫也說不清。說話用翻譯，效率便大減。有時柳宗元審個案子，正常用一個時辰，用了翻譯后，得審一天，柳宗元別提多郁悶了。

曾國潘讓人很郁悶

作為晚清重臣，曾國藩對大清國的貢獻可謂杠杠的。無論是謀略、學問，還是治軍，或是做人，曾國藩都堪稱“杰出典范”。但老曾的湖南口音過于濃 重，很多與他打交道的人都有些犯怵，尤其是他的弟子部下，領導的講話聽不清，又不敢多問，但不搞懂又恐辦事有誤，麻煩更大，搞得下屬備受煎熬。

李鴻章是曾國藩非常賞識的弟子，有時二人也無話不談，或是一同說笑。談話間，老曾說了一句“冒得卵味啊”，李鴻章大驚，“卵味”？這是時下流行的語言嗎？老師怎么突然冒出這么一句。李鴻章不明白，大膽求解，老曾哈哈大笑。原來，“冒得卵味”是湘鄉話方言，翻譯成普通話就是“沒意思”。

曾國藩是湖南湘鄉人，湘鄉話在中國方言里極其難懂，甚至難過潮汕話和閩南話。他一直到23歲都沒離開過湖南，可見他的口音會有多么重。吃辣椒的 飲食習慣也造就了曾國藩敢言的勝格。洪秀全起事后，曾國藩大膽上書咸豐皇帝，對年輕的咸豐帝不是批評就是抨擊。為了達到情真意切的效果，老曾不僅寫奏折， 還要在上朝時說給咸豐聽。這是誠心不給皇帝面子嘛。

當著滿朝文武的面，曾國藩也不管皇帝愛聽不愛聽，對著咸豐就是一頓猛批。老曾太激動，語速有點快，平時聽慣北京話的咸豐很不習慣，要不斷叫停， 因為根本聽不懂這個湖南蠻子在說什么。滿朝文武想笑又不敢笑。曾國藩沒辦法，放慢語速，一字一句地說給咸豐聽。結果，咸豐聽懂了，也怒了，大聲斥責曾國藩狂悖，非要軍機處給老曾治罪。要不是大臣攔著，老曾腦袋非搬家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