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較而言，東吳又是這三個“生命蓄水池”中“儲蓄力”最強者。具體而言，劉表控制的荊州在其本人死亡后便迅速失去控制，最后被魏、蜀、吳三分勢力平分，曾經儲蓄的生命力大量流失；劉璋控制的益州成為蜀漢集團的盤中餐之后，便淪為了諸葛孔明北伐戰爭的后勤基地，益州人民亦最終不得不用自己的血淚與白骨換來了孔明在歷史上的“忠臣”名聲。

而與之相比較，孫吳政權雖然也對曹魏政權發動過主動攻擊（如著名的“濡須口戰役”），但其主要目的乃是為了改善魏、吳交界處的局域軍事地理態勢，而沒有針對曹魏的全面滅國野心。這也使得孫吳政權沒有陷入孔明式的 “不斷北伐”怪圈，并由此保存了更多的民力。

東漢末年揚州六郡的九江郡、廬江郡、丹陽郡、吳郡、會稽郡和豫章郡

總之一句話：對于那時候的中國人來說，只要能夠投胎到東吳地區，那么其在戰場上橫死的概率相對而言是比較低的。而在筆者看來，東吳政權所保留的這些人口，恰恰就是東吳政權留給中華民族的最大積極遺產——因為沒有了承載文化的人口基數，中華文明也就不可能存在了。

東吳就是一個“小東漢”

理由之二是：與蜀漢和曹魏相比，東吳的統治方式的“協商式民主”色彩最濃，在精神氣質上反而最契合于東漢王朝——因此，從政權組織形式上看，東吳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小東漢”，理應更受到東漢的擁戴者的喜愛才對。之所以筆者做出這種判斷，乃是基于筆者本人對于東漢政權勝質的判斷。

非常粗略地說，與用暴力消滅了以項羽為代表的舊六國貴族勢力的西漢政權不同，劉秀建立的東漢政權一開始便與豪族世家利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皇權控制力因而一直不強。從這個角度來看，曹魏與蜀漢政權其實都是西漢王朝的還魂，而東吳才最像“原版”的東漢。

譬如，曹操之所以提出 “唯才是舉”的用人政策，其用意便是與世家爭奪官吏隊伍的人力資源篩選大權，其隱含的政治路線其實是與高祖殺戮功臣及文、景削除封國的思路高度近似的，卻與光武帝針對世家利益的謹慎態度大相徑庭。至于諸葛孔明對于蜀錦實施的專賣制度，則明顯就是西漢鹽鐵專賣制度的升級版，其用以鍛造軍國體制的用意，則亦是與致力于以武力解決匈奴問題的漢武帝心有靈犀。

與之相比較，孫氏家族在開拓自身的事業的時候，卻對揚州地方土豪的利益表示出了一定的尊重。譬如，孫權的父親的孫堅自知出身寒微，便與地位更為顯赫的錢塘吳氏結親，由此壯大宗族力量，其小舅子吳景也在日后成為了孫氏早期軍事力量的一大柱石。與之類似，孫堅長子孫策與廬江郡的世家子弟周瑜的交好，亦有借周家上位的明確意圖。

吳郡四大姓“顧陸朱張”代表人物：顧雍、陸遜、朱桓、張溫

到了孫權時代，顧、陸、朱、張在東吳官場的勢力已經不可撼動，東吳政權實際上是孫氏與這些大家族的聯合執政聯盟。一個明顯的例子便是：孫權并不具有針對手下部將的直接調兵權，因為這些部將的私軍首先便是以“部曲”的方式歸屬于這些部將的，而不是孫權本人的。因此，那種類似于曹操或者孔明式的軍事獨裁者，在東吳的地面上是很難生存的。

讀者或許會問：西漢也是漢朝，東漢也是漢朝，為何筆者要對更像東漢的東吳情有獨鐘呢？而要回答這一問題，我們還得大略地談論一下東漢末年全國的政治形勢。大致來說，東漢末年更像東漢誕生前的新莽末年，而不太像西漢誕生前的秦末。我們知道，面對王莽亂政所導致的那個亂攤子，光武帝統一全國的方式乃是政治攻勢與軍事攻勢并舉：譬如，他對竇融集團采用的是政治拉攏政策，而對隗囂與公孫述集團采取的則是軍事消滅政策。

對于那些愿意歸降的勢力，光武帝真誠地給予政治與經濟上的出路，而不是像高祖劉邦一樣，先假封功臣，后伺機逐一屠戮。而光武帝之所以比高祖顯得更“仁慈”，除了個人勝格原因之外，更是因為形勢使然。具體而言，劉秀的軍事靠山（比如所謂的“云臺二十八將”）本身都是些財力雄厚的土豪，而大家之所以推選劉秀做領袖，也主要是因為后者在昆陽之戰中的驚艷表現使得其能夠服眾而已，而不是因為大家真需要一個“利維坦”來對自己管頭管腳。

劉秀摧毀隴西隗囂勢力后，于建武十一年(公元35)春揮兵攻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