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遠血案引發了社會對見義勇為立法的又一次探討。爭議了多年，見義勇為法在我國為何一直遲遲難以出臺？見義勇為行為及其造成的后果認定，重點究竟應該在哪里？法律層面上正確地引導，是讓越來越多的人可以放心做一個見義勇為者的關鍵。

先弄清見義勇為法能發揮什么作用

因此，果真要制定這樣一部法律，我們必須首先弄清見義勇為法到底應該且能夠發揮什么作用。欲回答這一問題，應先界定什么是“見義勇為”�！�北京市見義勇為人員獎勵和保護條例》規定了兩種應該伸張正義的情形。一種是與違法犯罪做斗爭；另一種是搶險救災。結合招遠血案的背景，這里只討論與違法犯罪做斗爭的情形。

中國的小說和戲劇描繪了大量民間俠客懲惡揚善、替天行道的事跡。這在老百姓的心中深深印下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道德感召。但是，參考各國法律，包括美國的撒瑪利亞好人法等，卻沒有發現哪個國家把與犯罪嫌疑人搏斗規定為法律義務。即使有相關規定，也僅僅是一種最低限度的法律義務，如報警。

那么，為什么不把與犯罪嫌疑人搏斗規定為法律義務呢？

此中原因有二。第一、這樣的規定超出大多數人的承受能力。不與犯罪嫌疑人搏斗，或者是因為雖能卻不敢，或者是因為雖敢卻無力。在此情況下，若為履行法律義務而強行搏斗，極有可能白白賠上勝命；若多數人都不去搏斗，那么法律規定就變為一紙空文。第二、這樣的規定會導致私人代替國家行刑。

現代國家只在極其特別的情況下，如正當防衛，才允許個人合法地使用暴力。而且，國家在正當使用暴力之前，要經過嚴格程序所規定的認知環節，例如公安機關的偵查、法院的判決等。只有經過這些審慎的認知環節，才能保證暴力的使用是合法的。

當然，在極端的情形中，誰是犯罪嫌疑人是非常清楚的，例如招遠血案的情況。但是，在很多情形中，案情的是非曲直并不一定明明白白，此時若允許人們使用暴力，就相當于把判定案情的認知權力和懲罰犯罪的執行權力都交給了個人。然而，個人能否始終正確地行使這些權力，是值得探討的問題。

法律有保障 好心人才越來越多

好心行善是由一系列法律和細節技術保證的。如果法律規定好心人能夠在一定條件下免責，如果一個國家更依賴法律和專業機構而不是所謂見義勇為來保護普通人的時候，好心人才會越來越多。所以，制定見義勇為法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還是很有必要的。那么，如果要制定見義勇為法，應該把重點放在什么地方呢？

對此，我們可以設想人們在面對犯罪行為時的心態。他們可能會有這樣一些顧慮：我如果失手把人打死或致殘，我會不會因為見義勇為反而受刑罰？如果我自己反被犯罪嫌疑人打死或致殘，我的家人能否因此得到足夠的補償，以維持他們的生活？

因此，法律應該把重點放在責任的厘定和見義勇為者因此受到傷害時的補償等問題上。對于和犯罪嫌疑人搏斗，雖然法律上并不強求，但道德上值得鼓勵。雖然國家應該壟斷合法使用暴力的權力，但現實中總有遠水不解近渴的情況。

而且，如果此時有藝高人膽大的人挺身而出，當然是值得鼓勵的行為。即使這些人因挺身而出卻超出了必要的限度，在責任的認定上也應該從輕考慮。這并不是對法治的踐踏，而是對社會中道德良知和勇氣的呵護。為此，即使法律的執行打一些折扣，也完全是值得付出的代價。

除此之外，對于見義勇為者因此而受到的傷害，國家必須儲備專門的資金給予充足的補償。我們怎能忍心看著一個好心人拖著殘障的軀體艱難地面對生活！

(法制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