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毛澤東與作家蕭軍接觸不淺。蕭軍不是黨員，其特立獨行的個勝，又遠非一般作家可比，再加上他對延安的一些現象深為不滿，如何與之相處，如何化解其牢騷，確屬棘手之事。

毛、蕭兩人第一次見面，就有點特別。1938年3月22日，毛澤東聽說蕭軍到了延安，想見又擔心造次，就派秘書和培元先行到招待所探望，并向蕭軍詢問：愿不愿去見毛澤東？蕭軍回答：我打算去五臺山打小鬼子，只是路過，住不了幾天，毛主席公務很忙，我就不去打擾他了。這個回答似也在理，但透出的傲氣容易給試探者帶來心理波折。毛澤東畢竟是大政治家，你不來我就去。他專程到延安招待所拜訪，還邀上丁玲、聶紺弩等蕭軍舊識相陪，一起吃了頓飯。席間話題主要談論魯迅。在毛澤東心目中，魯迅是現代中國的第一“圣人”，以如此禮節待蕭軍，自然是注重其“魯迅弟子”的身份和影響。

蕭軍1940年正式到延安，對延安的氛圍逐漸感到不適應，生出不少意見。一是不認同魯迅藝術學院周揚等人的文藝觀點，對周揚在文章中不指名地批評他和羅烽、舒群等延安文藝界抗敵協會的作家尤為不滿。二是認為延安存在著用人不公，對黨外知識分子有排斥，一些末流作家挾黨自重，一些文化機構的領導不懂文化。據蕭軍1941年8月12日日記記載，他為此當面對中組部部長陳云說：“你是負責組織工作的人，希望你對那些不被理解的人要讓他們有被理解的機會，究竟成問題到什么程度？要抽查，下面才不敢舞弊。”陳云表示蕭軍反映的一些事，“是他所沒想到的”。三是在個人生活方面，蕭軍也遇到一些不順，反映很激烈，比如在醫院為妻子看病事甚至動刀子打架。總的來看，他認為，“黨內：個勝被銷磨，文章被機械批評，自動不寫了，投機份子以文章做工具。黨外：生活瑣碎，精神受壓抑”。

有這諸多煩心事，蕭軍萌生去意，決定離開延安到重慶。1941年7月15日，他給張聞天寫信提出借一萬元路費，又給毛澤東寫信，要求當面談一次。蕭軍在日記中說，這樣做是為了“把一些事實反映上去，這對中國革命是有利的”，由此還可“認識中國共產黨的真面目，以決定我將來的態度和去留”。

毛澤東7月18日下午約談了蕭軍，自然是挽留。談話中，蕭軍先是表達了對周揚最近連載于《解放日報》的《文學與生活漫談》的不滿，還說他和羅烽、舒群、白朗、艾青諸人，聯名寫了一篇反批評文章寄給《解放日報》，結果被退了回來。毛澤東表示，《解放日報》不給登，你們就在自己辦的《文藝月報》上登。同時囑咐蕭軍把發表周揚文章的報紙和他們的反批評文章都寄給他。

據蕭軍日記，這次談話的范圍很廣，說到張作霖、張學良、瞿秋白、馮雪峰等人和事。說到魯迅時，毛澤東的“眼睛似乎有感動的淚！”“這是個人勝充足的人！”蕭軍講，“我看你如果不是從事政治，倒很可以成為一個文藝作家”，毛澤東笑著回答，“我是很喜歡文學的”。談到正題，蕭軍反映了他個人到延安后的一些經歷和感受，包括和別人動刀子打架的事，還說到延安一些作家精神不安，不能工作的狀態，諸如艾青的孩子死了等等。他提出的比較尖銳的意見有：黨組織的紀律與邊區政府的法令抵觸時，應該誰服從誰？對黨內的一些事，黨外人士可否批評？許多作家在延安寫不出東西的原因是什么？毛澤東的傾聽，讓蕭軍“起了好感”，在日記中說毛澤東“誠樸，人勝純厚，客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