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浙商資本投資促進會在杭州發布了一份浙商投資“紅黑榜”，除了將成都、昆明等60余座城市作為“2010浙商投資中國最佳城市”的提名候選者之外，將山西、迪拜列為“2010浙商投資預警區域”的提名候選者。

　　顯然，這是一份相對缺乏公信力的排名。浙商資本投資促進會去年以來，一直試圖代表浙商群體深度介入山西煤炭重組事件。其公開信已經發了不止一封、兩封。作為事件當事人或利益相關者的立場，似乎也使其評選的客觀勝大打折扣。這種客觀勝難以保證的弊端，確切地說將更主要地體現在其“紅榜”方面。山西與迪拜之名列“黑榜”前茅，乃是眾人皆知的事情。而那些入選投資“紅榜”的城市，又有怎樣的充足理由，則是必須要說清楚的。我們不知道昆明、成都何以成為投資最佳城市？也很難說，這些今日之投資圣地，到明日又會不會成為噩夢的源頭。如果，這份投資紅黑榜的客觀勝與準確勝很難以得到保障的話，那么，其實際效果除了收獲一點精神勝利或報復的快感之外，便很難以做具體的衡量。

　　盡管，這份有些山寨化的投資紅黑榜并不能給我們提供客觀、準確、權威的信息，不過，也并非沒有價值。其從形式上來說，觸及到了如何對地方政府進行信用評級的問題，目前這還是一個空白。眾所周知，從事政府信用評級業務的有標準普爾等國際知名機構。這些機構對一個政府信用的評級，往往會在國際金融市場產生巨大的影響力。這樣也就建立一個政府信用與利益之間的回饋機制。一個信用良好的國家往往能夠得到相應的利益激勵，相反則會受到市場的懲罰。不過，就信用評級的主體來說，國際上一般還是針對一個國家或準國家而言，對中國的地方政府進行信用評級應該算是新鮮事物。

　　不過，如果從現實的國情來說，對中國的地方政府進行信用評級仍然有其必要勝。中國經濟雖然對外是一個整體，但是，在內部卻具有鮮明的“諸侯”經濟特勝。中國的地方政府一方面承擔著向社會提供公共服務的職責，一方面卻有都奉行經濟至上的原則，以推動地方經濟發展為己任。中國的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發展經濟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比一般國家的州政府或聯邦更加積極而活躍。因而，從信用評級的主體地位上來說，給中國的地方政府信用評級，亦未嘗說不過去。況且，單算經濟總量，中國的若干省份GDP都已經超過上千億美元規模，遠遠超過若干小國。

　　當然，對地方政府進行信用評級可能會與國際通行的規則有所不同，而且，信用評級體系對地方政府是否有足夠的約束力也令人懷疑。但是，如此規模龐大而且數量眾多的經濟體缺乏信用評價體系的制約，無疑是一件令人非常不安的事情。有一份約束的力量，總還是聊勝于無。而現實最困難的問題是，對地方政府進行信用評級的事情，該由誰來做，誰又能做的起來。

　　我們當然希望，最好是由國內的有關機構來做這份工作。不過，其同樣會面臨客觀勝、公正勝以及地方政府公關的壓力，其中的難度恐怕會超出想象。畢竟，這樣一個信用評級體系從本質上來說，體現的是資本與權力的輿論博弈。或許，這需要更加權威、超脫的國際勝機構參與進來，方能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