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故事 – 二十年里五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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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七十年代末到現(xiàn)在，我在上海的家搬過四次，鄰居也換了四撥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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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到上海時，我們全家擠在單位的宿舍樓里，就是俗稱的“筒子樓”。一層樓就是一條走廊，兩旁幾十間單間房，衛(wèi)生公用，因為平日里都吃單位食堂，所以沒有廚房，不過大家在走廊里擺滿了小煤爐、小電鍋之類的東西，以便周末“改善生活”。

因為是單位樓，鄰居就都是單位同事，所以同北京的部隊大院兒有異曲同工之妙。房間里的家具都是單位的，每一家的“私有財產”相差無幾，下班后女人們會串門兒嘮家常，小孩子結伴玩耍，連周末自己做個菜都要給熟悉或親密的同事分享一些。真有種“公社”的味道。

那時候小，所以只是朦朦朧朧地覺得，自己父母、周圍小伙伴兒還有他們的父母都屬于一個巨大無比的“家”，人和人的關系是那么緊密沒有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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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搬家和第二次搬家差別不大，都是離開了“宿舍式”的家，搬進現(xiàn)在上海還很多的“老式公房”。

在第一個“老式公房”家里，衛(wèi)生仍然是和鄰居合用，不過是兩家合用，有了些進步，到第二個“老式公房”里，就有了獨用的衛(wèi)生間。

當年“分房子”都是按單位進行的，一家單位在這棟樓有幾間房，在那棟樓有幾間房，所以職工也跟著分散到了城里不同的樓里。一棟樓里就有了幾家不同單位的人住在一起。不過那時似乎等級觀念還沒有那么嚴重，一棟樓里既有單位領導家的孩子，也有普通職工家的孩子，大家放學后都在一起玩兒。

還記得有個“單位領導”住在三樓，家里最寶貝的財產是輛鳳凰自行車，每個周末“單位領導”都要把他的寶貝自行車擦得油光锃亮，然后扛到三樓鎖在家里。隔壁就是單位里的一個工人，有點兒流氣，喜歡釣魚，沒事兒愛搞些小偷小摸。有一次工人從廠里偷了根木頭被抓住了，晚上回家后就串門兒到隔壁“單位領導”家里求情。

那時的各種單位差別實在不大，往往擠在一棟樓里，大家也沒有什么可以多比較的。后來開始改革開放，最多比比誰發(fā)的“獎金”多而已。

“老式公房”里的人少了“公社”的無間，不過還是人與人之間還是特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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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搬家到一個更好些的“公房”，一層兩戶，各種設施齊全，還有兩個陽臺。當然，在這樣的住處，鄰里之間的來往就少多了。

雖說后來單位“補貼”花了沒幾個錢把這套房子“買”了下來，可當初還是屬于單位分房，所以靠右邊兒全是一個學校的教員住，靠左邊兒則是一家工廠的工人住。

進入八十年代，右邊兒學校住戶的孩子們紛紛出國讀書，左邊兒工廠住戶因為廠子倒閉了，大人們紛紛忙著尋找出路。本來大家講的是就是兩套語言，加上這么一折騰，自然來往的更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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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搬家是購買的商品房，在一個普通的小區(qū)里。

因為是完全商品化了的居住區(qū)，大家來自不同的單位，沒有了任何的隸屬關系。而且因為工作、背景、經濟的等相差甚遠，鄰里之間幾乎沒有來往。即使有鄰里的交往，也多在背景相似的之間發(fā)生，科教文衛(wèi)是一撥兒，工廠藍領是一撥兒，暴發(fā)戶商人是另一撥兒。

小區(qū)里私家車倒是不少，不過剛進來還是有些不習慣。晚上不能涼衣服，因為樓上的住家每天利用夜間沖洗陽臺，樓下門口堆滿了盛垃圾的塑料袋也不奇怪，雖然垃圾箱走兩分鐘就到。

對孩子和老人來說，住在這樣的小區(qū)真還不如從前的“老式公房”，因為完全沒有“社區(qū)”的感覺，缺了對他們最重要的人和人之間的平等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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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里五個家，撿了芝麻丟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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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陜西老虎
日期：2020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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